自己的生活经历让贺小红对这个话深信不疑。

贺小红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。当年丈夫上中学时，家里感到同时供三个孩子读书实在吃力，老大已经上大学了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弟弟年纪小，除了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最终牺牲了他。

“现在哥哥、弟弟都有了学历，在北京工作、安家了，就剩下我们了。他们再怎么帮我们，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了。”贺小红说。

在贺小红看来，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牺牲，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现在他们跟兄弟两家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。

好在贺小红所在的食堂属于一家文化单位，领导对她很照顾，“领导当初要是说‘带着孩子你怎么上班呀？’我就没办法把孩子带出来了。”贺小红说。

当然，希望通过教育这个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仅仅是农民，还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势群体。

然而现实情况是，通过这条通道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难。

2010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即刊发了文章《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》，文章指出，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、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困难。他们中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，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。

近两年，这种流动困难愈发明显，直接导致了慌乱、恐惧等情绪在这一群体中蔓延，最普遍地表现在家长对孩子不理智的强压上。

最近，眼看着文文高考(微博)的日子临近，邱翠华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儿高考前的日子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，“他们要是考不上大学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在邱翠华的人生中，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努力工作挣钱，让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，最好都能进入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“最差也要进了郑州呀”。

邱翠华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洁，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，丈夫跟老乡一起做装修，活儿好的时候能挣上一笔，但是也经常“几个月在家里坐着”没事儿干。

所以，工作之余，邱翠华还兼了几份小时工，一年下来还能多挣1万多元。

这样，夫妻俩省吃俭用，也将将凑出三个孩子上学的钱。

“我们那里没出来的(没到城市来打工的)，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。能不能上出来太不一样了，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上出来。”邱翠华说。

社会中上层家长期望孩子“至少要拥有体面的人生”

通道另一头，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长也同样被恐惧和焦虑折磨着：他们怕孩子跌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。

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设计公司，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是生活还是相当富足。可是这两年袁女士夫妇没少着急，因为他们的女儿今年就要上小学了。